2014年1月25日，应剑桥大学马歇尔经济学会邀请，驻英国大使刘晓明在该学会主办的“前方之路：新兴世界与贫困”研讨会上发表题为《中国发展前景光明》的主旨演讲。剑桥大学副校长桑德斯教授及近400位经济界和学界人士出席。



  刘大使在演讲中系统介绍了中国在发展和减贫领域取得的巨大成就和有益经验，并结合“刘易斯拐点”、“基尼系数”、“PM2.5指数”、“中等收入陷阱”、“修昔底德陷阱”等热门词汇，有针对性地阐述中国在解决未来发展问题上的思路和措施，唱响中国发展前景光明论。演讲后刘大使还回答了听众关于中国经济转型升级、房地产市场前景、中国对外竞争力、新型城镇化道路等提问。

  演讲现场气氛热烈，听众对刘大使演讲不时报以热烈掌声，并给予高度评价，认为其内容丰富、底蕴深厚、生动形象，给人留下深刻印象，使人们更加看好中国的发展前景。

  刘大使演讲全文如下：

《中国发展前景光明》

尊敬的剑桥大学副校长桑德斯教授，
女士们、先生们、同学们：

  很高兴再次访问剑桥大学。刚才桑德斯教授提到我第一次访问剑桥大学。此后我又来了一次，是向剑桥大学李约瑟研究所赠送图书。这是我第三次访问剑桥大学。因此，剑桥大学成了我担任中国驻英国大使以来唯一访问三次的英国大学。为什么？一个重要原因是，剑桥是一个人才辈出的地方，这里产生了众多的科学家、哲学家、政治家。如果一个人既是数学家又是历史学家，同时还是政治家和哲学家，那么我们该怎么称呼这样一位集诸种天赋才学于一身的大师呢？答案是：经济学家。阿尔弗雷德·马歇尔爵士就是这样一位伟大的经济学家， 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英国经济学界最重要的人物，剑桥学派创建人。所以，今天我很荣幸接受以马歇尔爵士命名的剑桥大学马歇尔学会的邀请，参加此次主题为“新兴世界和全球减贫前景”的研讨会，并就中国减贫和未来发展作主旨演讲。

  谈到新兴世界或新兴经济体，越来越多的共识是，中国是领头羊，是最大的新兴经济体，也是迄今发展最成功、最稳定的新兴经济体。同样，就减贫而言，中国无疑又是人类减贫事业的最大贡献者。自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实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府实施了以解决农村贫困人口温饱问题为主要目标的大规模扶贫开发，农村绝对贫困人口从2.5亿人减少到3200万人，削减了87%。中国是第一个实现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使贫困人口比例减半的国家。联合国粮农组织总干事曾评价，中国的努力是使全球贫困和饥饿人口减少的最大因素。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甚至认为，如果没有中国的进步，整个世界在减贫方面从总体上说是倒退了。

  中国的减贫主要遵循三条宝贵经验，这就是：

  首先，经济发展是源泉。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国内生产总值保持年均9.8%的增长速度，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比1978年增长了16.2倍。国民经济快速发展不仅创造了大量就业机会，使千百万农民通过转移就业增加了收入、也为增加扶贫投入提供了有力支持，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城乡医疗救助、农村五保供养以及临时救助等社会救助体系迅速发展。

  第二，区域平衡发展是途径。由于地理、历史等因素，中国西部贫困人口较多。2000年，中国启动并实施了西部大开发战略。十几年来，中央财政转移支付的40%以上都投入到了西部，有力地促进了西部地区的发展。我曾在中国最贫穷的省份之一甘肃担任两年省长助理，亲身经历并深刻感受到了中央和东部省份对甘肃的大力支持。去年12月我陪同卡梅伦首相访问了四川省成都市，又亲眼看到中国西部地区的增长速度和发展规模，它们与东部的差距在迅速缩小。

  第三，贫困地区自身增长能力是关键。中国古语说：“授人以鱼不如授之以渔”。在贫困省区，我们以村为单位，改善基本生产条件，提高贫困人口自我组织水平和自我发展能力。在有些自然条件特别恶劣的地方，也实施了易地扶贫搬迁，从根本上改变生存和发展环境。我们通过小额信贷、劳动力培训、发展特色产业等方式，调整地区经济结构，增加收入。

  作为一个全球负责任的大国，中国不仅努力实现自身减贫，同时也积极参与国际合作，促进全球减贫。新世纪以来，中国在南南合作框架下向120多个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力所能及的援助，努力帮助其他发展中国家增强自主发展能力，包括援建基础设施和工农业生产项目，提供各类物资和设备，派遣专家开展技术合作，派遣医疗队和志愿者，提供紧急人道主义援助，举办人力资源培训等。

  减贫问题归根到底还是发展问题。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说，发展才是硬道理。对一个13亿人口的大国来说，中国尽管已经取得了伟大的成就，不仅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还成为了世界第一大贸易体，但中国今后面临的主要挑战仍然是发展问题。

  关于中国未来发展，现在国际上有许多议论和预测，有乐观的，也有悲观的。现在围绕中国的发展有一些热门专业术语，这些词汇集中反映了现在国外对中国发展前景的关注。今天我想结合这几个热门词汇谈谈我对中国未来发展的一些看法。

  第一个词是“刘易斯拐点”。诺贝尔奖得主、研究发展中国家经济问题的先驱威廉·刘易斯教授指出，在工业化的早期，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提供了大量廉价劳动力，随着工业化进程的深入，富余劳动力供给会逐渐减少直至最终枯竭。从发展中经济到发达经济，都要经历这样的“刘易斯拐点”。不久前中国一些城市都出现了“用工荒”，有人认为这就是中国劳动力过剩向劳动力短缺转折的标志。

  其实所谓“刘易斯拐点”的出现只是给中国经济发展敲了一下警钟，它促使中国加快经济转型升级、实现可持续发展。中国“人口红利”效应非但不会消失，反而会通过“改革红利”得到新的释放。

  首先，中国目前及今后相当长一段时间，不存在劳动力短缺问题，所谓“用工荒”只是暂时现象。去年底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加快新型城镇化步伐，特别是要加快户籍制度改革，全面放开建制镇和小城市落户限制，有序放开中等城市落户限制，把进城落户农民完全纳入城镇住房和社会保障体系，这些举措将促进中国城镇化的发展，促进更多的农村富余劳动力成为城市居民，为现代工业和服务业提供大量稳定的劳动力。

  第二，中国正在加强对劳动者的培训，不断提高劳动者的素质和技能，以此来弥补廉价劳动力减少造成的生产成本增加。三中全会提出要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逐步缩小区域、城乡、校际差距，构建劳动者终身职业培训体系等举措，用劳动者质量一定程度上替代数量。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仍将是一个“人口资源”大国。

  第三，中国的人口政策还有很大的调节空间。比如，三中全会启动了“单独”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的政策，这就可以有效扩大就业人口基数，应对人口老龄化问题，促进中国人口的长期均衡发展。

  第二个热词是“基尼系数”。作为衡量贫富差距的重要指标，中国的基尼系数近十年都超过了0.4这一公认的警戒线，处于0.47至0.491这一区间，在国际上处于比较高的位置。这凸显了中国加快收入分配改革、缩小收入差距的紧迫性。

  近年来，中国连续通过提高最低工资和企业养老金标准、调整个人所得税税率和起征点、增加对低收入群体的转移支付、加大对“三农”的扶持力度等措施调整收入分配结构，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下一步，我们还要立足中国的基本国情，处理好市场与效率、发展与分配的关系，既要抓科学发展，把蛋糕做得更大，也要抓收入分配，把我们的蛋糕分得更好。三中全会提出，要着重保护劳动所得，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健全工资正常增长机制，完善以税收、社会保障、转移支付为主要手段的再分配调节机制，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努力缩小城乡、区域、行业收入分配差距、逐步形成橄榄型分配格局。同时，我们也将反腐作为缩小贫富差距的重要方面，通过坚决反腐来有效遏制由贪污、收受贿赂、渎职等产生的“灰色收入”，切断权钱勾结的链条，促进社会公平正义。



  第三个名词是“PM2.5指数”。随着近来中国雾霾天气的增多，一时间可吸入颗粒物PM2.5成为中国家喻户晓的新名词。PM2.5尽管是一个气象学术语，但已成为考验中国经济发展的一道经济学难题。

  如何来降低PM2.5浓度，其实这就是一个经济发展的观念问题，即是否能以牺牲环境代价来获取GDP增长？这个问题的答案是显然的。中国转变发展方式很重要一条就是要加强生态建设，在发展的过程中不能只追求“金山银山”，也要“绿水青山”。在三中全会确立的“五位一体”的改革总体布局中，生态文明制度建设是其中重要一环。全会提出要实行“最严格的源头保护制度、损害赔偿制度、责任追究制度、完善环境治理和生态修复制度”，“对造成生态环境损害的责任者严格实行赔偿制度，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最近，我们不仅关停并转大量高能耗高污染企业，实行汽车限行限号，节能减排，而且将生态文明纳入领导干部的政绩考核，对限制开发区域和生态脆弱的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取消GDP考核，还要对领导干部实行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上世纪后半期，伦敦能够摘除“雾都”的帽子，我相信，通过转变发展观念和采取综合治理措施，我们同样能还中国民众一个蔚蓝的天空。

  第四个词是“中等收入陷阱”。2007年世界银行一份报告指出，在新兴市场国家，人均GDP突破1000美元的“贫困陷阱”后，很快会奔向1000美元至3000美元的“起飞阶段”，而人均GDP3000美元附近则是一个危险区，快速发展中积聚的矛盾集中爆发，不少发展国家在这阶段掉入 “中等收入陷阱”，出现增长停滞、危机频发、社会动荡等问题。

  前车之鉴，不可不察。中国研究了世界上很多国家的情况，也总结了他们的经验和教训。我们认为，中国避免落入“中等收入陷阱”，一是要全面深化改革，保持增长动力。改革是中国发展的最大动力。十八届三中全会就是中国“二次改革”的宣言书和行动纲领。全会提出市场要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这是重大理论突破，也是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中国将加强顶层设计和摸着石头过河相结合，努力实现整体推进和重点突破相促进。

  二是推动经济转型升级，实施创新驱动战略，积极扩大内需。中国正在加快从要素驱动发展为主向创新驱动发展转变，通过依靠科技创新，降低对能源、资源、环境的消耗，走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四化同步”的发展道路。从扩大内需来说，前不久《金融时报》在展望2014年时，乐观预计中国经济会实现7%以上的增长，其最主要的理由是认为中国消费将持续强劲增长。

  三是要处理好收入分配、人口老龄化、社会福利保障等社会问题，突破利益固化的樊篱，让人民普遍享受发展成果，为经济发展保驾护航。

  最后我要谈一谈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这不是经济学术语，是国际政治术语。2500年前的古希腊史学家修昔底德在总结雅典和斯巴达之间的战争时说，“使得战争无可避免的原因是雅典日益壮大的力量，还有这种力量在斯巴达造成的恐惧”。这进而引伸出一种观点，新兴大国一定会挑战既有大国，而既有大国必然要回应这种挑战，战争是唯一的出路，这是大国政治注定的悲剧。随着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近年来不断有人渲染这种历史宿命论。

  历史不是自然科学，不存在所谓的“铁律”。人们记录历史的目的就是提醒后人不要重犯历史的错误。在人类经历两次世界大战的惨痛教训，在全球化深入发展的二十一世纪，人们再也不需要通过冲突和战争来争夺资源和获取市场。没有和平，就不会有发展。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中国对外政策的目的就是为国内发展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就是通过争取和平国际环境发展自己，又以自身发展维护和促进世界和平与繁荣。我们不会走历史上一些国家走过的老路。中国致力于实现民族复兴的中国梦，与此同时，中国梦也是世界梦，我们希望中国梦与“美国梦”、“欧洲梦”和“非洲梦”联合起来一起实现，中国人有这样的胸襟。

  近两年，中国提出并逐步丰富了“新型大国关系”的理念，核心特征是相互尊重、互利共赢的合作伙伴关系。这不仅是中美关系发展的现实需要，也为中国发展与其他大国发展关系提供了思路。具体而言，就是不冲突、不对抗，客观理性看待彼此战略意图，通过对话合作、而非对抗冲突的方式，妥善处理矛盾和分歧；相互尊重各自选择的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摒弃零和思维，在追求自身利益时兼顾对方利益，在寻求自身发展时促进共同发展，实现互利共赢。我相信，世界之大，完全有中美两国共同发展的空间，也有世界各国共享繁荣的空间。

  我刚才通过“一个拐点、两个指数和两个陷阱”实际上介绍了中国今后发展的一些举措和思路，涉及中国的经济、社会、生态建设和对外政策，希望能为大家了解和研究中国的未来走向提供一些观察角度和思考方向。

  女士们、先生们、同学们：

  马歇尔先生有一个著名的个人信条：“简单的道理就是错误的道理。”中国的发展，是人类历史上规模和挑战前所未有的复杂课题，不会有一个简单的解决方案，也不会是一帆风顺。但是，13亿中国人有勇气和信心战胜各种困难和挑战，在未来的岁月续写“中国经济奇迹”，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同时为世界的增长和繁荣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谢谢！

  下面我愿回答大家的提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