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 英国《独立报》11月18日文章，原题:中国很快将出口思想[/b]

    1972年尼克松总统访华时，那是世界最大经济体的领导人与世界第一人口大国的领导人开启外交关系。现在，这是世界最大经济体的领导人与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领导人会晤。再过37年，届时美国总统访问中国，那将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领导人拜会世界最大经济体领导人。

    这是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到了下一代，经济领袖的指挥棒将进行传递。它的重要性不亚于上世纪从欧洲到美国的权力转移。眼下，中国经济规模仍远不及美国。但很快就不再如此。中国知道这一点，西方有识之士也知道这一点。但我们几乎尚未开始深思这种权力转移所带来的后果:不仅对地缘政治学或经济学意味什么，而且对整个西方意味着什么。这种转变大大出人意料，许多人因此干脆予以否定:这不可能发生。所以，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中国的前进是否持久，或者是否会发生碰撞，从而导致方向偏离。

    过去8年高盛公司对主要新兴经济体的增长进行模型分析，并与主要发达经济体的表现相比较。结果表明，中国实际上比早先所预测的增长更快，因此也会更快超过西方大经济体。但经济预测毕竟只是预测。如果想列出一些中国的增长障碍，可以举出一长串，包括能源和原料紧缺、环境挑战等等。巨大的挑战不容否认，任何线性预测都该受到怀疑。但必须假设中国发生某种不可想象的灾变，才能认为该国的发展完全受阻。随着人口老龄化，增长率必然会从10%的高速度下落，但高盛的预测已将这些因素纳入考虑。增长速度或许不会像预测的那样快，也许会更加快，但大趋势基本上是确定的。

    倘若预测正确，那么中国的前进不仅仅影响经济领域。中国的发展已经带来一些明显的政治结果，比如对改变非洲经济发展起的作用。中国对那里的投资所造就的基础设施比西方援助总和还要多。最难的是，中国的有关社会的思想在何种程度上将开始影响西方。

    我们西方人总是习惯性地断定，我们组织社会的方式即便不是最理想的，至少堪为其他国家的榜样。但这可以说是一种基于经济实力的权威。苏联的崩溃及中国向某种形式的市场经济转变，加深了我们对西方经济体系价值的自信。但倘若我们陷入停滞，而中国继续增长，我们不可避免地要反思我们的运转方式。这种反思肯定会超越经济学的狭窄领域。

    我们西方人已经傲慢太久了。对于中国模式、印度模式或其他新兴经济体的模式，我们没必要全盘接受，但我们应该尊重它们，并谋求从中学到些什么。(作者哈米什·麦克雷，汪析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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